1960年，中国人的灾难降临了，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，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极度紧张的状况。政府除了紧急调运国库存粮支援最困难的地区外，还采取了多种措施，譬如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，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及食用油定量，并提倡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。即使这样，各地仍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，饥饿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全国。
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饥饿的威胁了。部队有了新规定，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，从27斤口粮里还要扣除五斤支援国库，另外又扣除一斤支援灾区，因此只剩21斤了。李云龙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，对家庭开支几乎没什么概念，对钱财也看得很淡，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代领，再交给田雨。他自己很少花钱，这并不是他节俭，而是他除买烟买酒之外再也想不起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事了。
田雨可作难了，她自己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21斤，还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李健已经八岁了，小儿子李康才两岁，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两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十几斤。更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保姆张妈，张妈是个老年寡妇，无儿无女，来自山东农村，没有城镇户口，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，平常年景无所谓，可这大饥饿的年景就难坏了田雨。张妈没有儿女，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，你能让人家走吗？可是留下她也难办，全家人就这点儿口粮标准。田雨急得没办法，只好和李云龙商量，能否把困难和组织上说说，特殊照顾一下，只要再有15斤口粮，全家人勒勒裤带就能过去了。可李云龙一听就把眼睛瞪得像牛眼：“谁家没困难？都要照顾组织上照顾得过来吗？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田雨为难地说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张妈在咱家干了好几年了，咱们就忍心赶她走？再说，这会儿请人家走，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？”
李云龙说：“张妈也是咱家的人嘛，当然不能赶人家走，有饭全家吃，没饭全家一起饿着，情况总不能老这么糟，慢慢地会好起来的。”
田雨说：“可眼前就有点儿过不下去了。”
李云龙愣了，他没想到自己家也面临着断顿的危险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没办法，只能再勒勒裤带吧。”
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，平时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，这几年活动少了，肚子也微微隆起，被称为“将军肚”。从这次谈话后，他给自己重新定了口粮标准，每天半斤粮食，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喝一大碗凉水，没两个月他的将军肚就平了，后来又渐渐凹进去，肋骨也一条条突显出来。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和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，一座小山包他硬是爬不动了，眼里冒金星，浑身流虚汗。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。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：“不行啦，岁数不饶人呀。”一句话说得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，其实谁不知道军长是饿的？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出现裂痕，但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，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都顾不上了。特别是从这件事上，她看到了李云龙善良、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，其实她吃得比丈夫还少，而且已经开始浮肿了，但她顾不上自己。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消瘦下去，田雨的心里像刀割般难受，她主动搬进丈夫卧室，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，可她失望地发现，李云龙似乎变成了个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，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。
那年冬天，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。
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，是老战友孔捷打来的，平时一贯高声大嗓的孔捷今天的声音极小，说话也吞吞吐吐，由于距离太远，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，李云龙听了半天才听明白。孔捷告诉他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，丁伟将军被逮捕了。李云龙听说后，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，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。
在“庐山会议”上，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“反党集团”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后遭到清洗。这些事，李云龙早已从文件上看到了，但他万万没想到此事竟牵连了丁伟。
本来按丁伟的级别和这些大人物没什么关系，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，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心里有话就非说不可。在大军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，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，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，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，想摘就摘了去，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他也是不服。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立即被扯掉军衔宣布逮捕。丁伟被戴上手铐时表现得非常强硬，他对着会场上的几百名高级军官喊道：“同志们，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，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，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组织程序提点儿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，照此下去，将来党内人人都难以自保，好人会越来越少，小人会越来越多，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？早知如此，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，不该参加共产党！”
据说，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，无不骇然变色。李云龙脸色铁青地找出一瓶茅台酒，这是他给丁伟留的。他一口气把酒喝个精光，酩酊大醉，他吼道：“丁伟呀，好兄弟……你是条汉子……我李云龙不如你……是，是他娘的孬种，软骨头……”吓得郑秘书赶快关上门窗。
田雨这天没上班，因为军部大院里今天分白菜，她和张妈一起把分到的白菜搬进院子后，忽然发现刚才菜车停过的地方还凌乱地扔着一些冻坏了的白菜帮，田雨踌躇了半天，终于下决心把这些烂菜叶拿回家用水洗净，和张妈一起用盐腌了起来。
她正忙着，门铃响了，田雨打开门，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，这人的脸呈古铜色，满脸如刀刻般的皱纹，一看便知是常年从事室外劳动的结果。
“你是田雨吗？”陌生人问。
“是的，你是谁？找我有事吗？”田雨狐疑地问。
“能单独谈谈吗？不要有别人在场。”
田雨把陌生人带进客厅说：“这里没有别人，你可以讲了。”
“我从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来，我的姓名就不说了，别人管我叫老K，我是个刑事犯，1954年因盗窃罪被判三年徒刑，刑满后就在兴凯湖农场就业了，令尊田墨轩先生和我同在一个劳改队……”
田雨浑身一震，急切地问道：“我父亲现在好吗？快说说。”
老K垂下眼皮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令尊已在一个月前去世了。”
田雨像遭到雷击般僵在那里，她霎时大脑一片空白，她伫立在客厅中央，久久不动，恍惚间仿佛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，看浪涛滚滚，汹涌澎湃，轻轻的风托着一个灵魂朝她走来，在苍穹的深远处，有如金石般的声音悠悠飘来，袅袅如天籁……孩子，人类的历史，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。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，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，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，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。人性太复杂了，它有着巨大的包容性，让人失态的迷狂，叫人切齿的卑鄙，使人扼腕的怯懦，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，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颜，极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，举国皆吾敌，而不改其度。这就是人性的双重性，世间万物不离其宗，譬如太阳，人类既然接受了它喷薄时的那种瑰丽，升腾时的那种蓬勃，就得接受它骄横中天的炽烈，那是同时赐予你的。……在茫茫暮色中，在宇宙长河之岸，田雨有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，但尽管苍凉，却并不伤感，微风托着一个灵魂离去了……
田雨惊异地发现，自己竟没有了眼泪，她静静地注视着老K，轻声说：“请详细说说我父亲的情况。”
老K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这次出来，已经通知了几个死者家属了，每次都是哭得惊天动地，我得耐心等着家属哭够了才能谈话。有个教授的老婆一听到丈夫的死讯，竟当场休克了，我还得把她送进医院。其实我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，没有户口，没有钱和口粮配给，但我有手艺，会偷，走遍全国我也饿不死，但我不宜抛头露面，碰上警察检查证件就麻烦了，我琢磨了好几天，这类通知家属的闲事还值不值得再管了？要是再有送病人去医院的事我可就悬了，像你这么镇静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。你不会告发我吧？看你家这样子，像是当大官的，我就纳闷，田墨轩先生家里有当大官的人，怎么硬是救不了他呢？还眼瞧着老先生受这种罪？算啦，不说这些，不过在我说之前，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，我刚才告诉你了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虽说会点儿手艺，可如今这年头，偷都不太好偷了，大家都穷，有点儿吃的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，没有粮票你有钱也没用，你看是不是……”
田雨表示理解地点点头说：“钱可以多给你些，粮票只能给你十斤，多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来了。”
“够了，够了，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，十斤就不少啦，你真是菩萨，我老K感激不尽。咱们说正事吧。”
“我1957年刑满，像我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儿手艺的人，劳改农场是不会放我的，说白了就是怕我出去没饭吃又去偷，所以刑期满了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搬到就业职工队里，该干活还得干活，只不过是有了三十多块钱工资，可饭钱还得自己掏，囚服也不发了，你要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了。总之，刑满和服刑差不多。那年11月，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拨一拨地到了。咱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，右派是啥咱闹不清，给咱的感觉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了仇，文化越高仇越大，管教干部平时总看我们这些刑事犯不顺眼，说我们是人渣子，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骂咱，可也明白咱的地位。自打右派来了，我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啦，任命的班组长都是刑事犯，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在那种地方，文化人屁用没有，一个个细皮嫩肉的，戴个眼镜，干起活来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儿都不如。这还不算，数他妈的右派队事多，别看干活不行，打小报告的可不少，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，一写就是二十多张纸，把自己骂得连王八蛋都不如，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。打个比方，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饿着，大伙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，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，一群狼就都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吃了。”
“所以我们刑事犯看不起这些右派，咱偷东西还讲个‘盗亦有道’，还讲点江湖义气，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儿上，啥规矩都不讲啦，净想撇清自己，把事往别人头上推。灾年来了，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，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，就是带皮的粮食，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，谁要说个饿字，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，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，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，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，给咱们粮食吃，你还喊饿，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？当然，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，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，右派队二百多号人，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五个人，他就算一个。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了罪，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‘三不’，不承认有罪，不改变观点，不落井下石。妈的，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，为这个，田先生可没少受罪，大会批小会斗，关小号，干活多加定额，取消通信权利，田先生一句软话没说。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，种小麦，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活是拔麦子，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，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挖冻方，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，地冻得比石头还硬，一镐下去一个白印，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，把洞眼连成一排，再用钢钎撬，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，劲儿使小了没用，抡圆了又没准头，谁也不敢去扶钎，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，抡到手上、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，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。”